虚指意味着对我国当代财政行政实践的历史与现实抽象思考。
检查结束后应当将结果告知被检查人并告知其申请复核的权利，若直接关系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以及直接涉及公共安全、生态环境保护、有限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等领域的行政检查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告。[44]Dürig, Der Grundrechtssatz von der Menschenwürde, AöR 1956, S.119ff. [45]参见王燃：《大数据时代侦查模式的变革及其法律问题研究》，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年第5期，第112页。
[20]由此，行政检查获得了自身的含义，其是指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是否依法从事生产、生活和其他社会活动而进行查看的行政行为。（三）实体规范 1.禁止自证其罪 禁止自证其罪原则来源于刑事诉讼领域，其根源于无罪推定，要求侦查机关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不得强迫其通过自证其罪的方式认罪认罚，若犯罪嫌疑人自愿则不违背该原则。[28]参见范伟：《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制度的规范建构——基于行政过程论视角的分析》，载《中外法学》2021年第1期，第270页。独立说则认为，行政检查并不依附于其他行政决定，王名扬先生曾谈到行政检查具备与其他行政行为不一样的作用，检查是行政机关通过直接观察取得信息的方法，是一种广泛应用的行政技术。[8]信息社会中，这些数据集合可作为资源或者原材料被创造性处理，可以决定个人、社会以及国家的未来行为走向。
[16]在出入境边防领域，国家移民管理局通过大数据分析研判出入境人员的风险安全等级，提前筛查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在疫情防控中更是常态化地向各地联防联控机制推送预警高风险入境人员信息。三是指挥中心对基层所队接处警提供支撑。2.财政事权行为的协助也不应列入动态调整的方式。
第四，各方面的意见比较一致。（一）动态调整与非动态调整 《指导意见》潜在区分了动态调整与非动态调整，尽管二者都作为我国央地财政事权划分调整的路径而存在。（二）动态调整机制由一级政府主导 《指导意见》要求形成中央领导、合理授权、依法规范、运转高效的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模式，这意味着我国财政事权划分改革基本采用了中央决策、地方执行的二元治理格局（赵福昌，2018）。强化中央的财政事权履行责任，中央的财政事权原则上由中央直接行使。
随着现代财政治理逐渐走向制度化，财政法治化程度逐步提升，这三个环节之间相对独立性会越来明显，动态调整机制的设计理应考虑这一趋势这种无效意味着自始无效、当然无效和确定无效（章剑生，2008）。
[15]如《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国办发〔2016〕31号）。2.财政事权行为的协助也不应列入动态调整的方式。从法律位阶来看，省级政府财政行政规定高于下级地方政府财政规章，而低于省级政府财政规章。诚如有论者指出，（当前应）赋予地方政府充分的自主权，并根据公共风险的变化，建立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划分的动态调整机制（刘尚希等，2018）。
[1]这意味着动态一词含有时间和效果两层意涵。废止仅适用行政程序法，而不适用行政实体法。实指意味着在当前财政法治建设实践中能落实为具体有形之法律规范。基于财政事权行为作为一级政府行政行为所应具有的确定力、公定力和拘束力，因而财政事权行为之撤回应当受到严格约束以维护行政机关的权威。
作为中央政府，国务院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财政法治建设的总目标是：争取到2020年，逐步建立起权责清晰、财力协调、标准合理、保障有力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和保障机制。
[6]所谓制定法律的条件成熟，指的是：第一，行政法规所规范的社会关系已经比较稳定，不是在急速的变化调整中。根据《立法法》，此处需要注意的是：第一，省级政府财政规章仅能规定：a）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规定需要制定规章的事项。
[17]从总体情形来看，中央财政事权的上划主要以国务院为主体的抽象财政事权行为实施居多，包括行政法规、国务院行政规定的立、改、废、释等方式。有论者指出，明显不当的审查要素和标准在于：第一，在事实根据上，主要证据不足，达不到事实认定应当清楚、有足够根据的标准。[16]此一方面的财政事权划分动态调整结果表现为一系列区分政府与市场边界的抽象财政事权，如《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公共资源配置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国办发〔2017〕97号）。基于这两类调整方式都并非适时的动态调整，因而《指导意见》强调了专门的动态调整机制的重要性。第三，没有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依据，省级政府财政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增加其义务的规范。省级政府财政事权划分改革的总体目标在于：要逐步将社会治安、市政交通、农村公路、城乡社区事务等受益范围地域性强、信息较为复杂且主要与地方居民密切相关的基本公共服务确定为地方财政事权。
[9]通常这种合理调整原则要求国务院或省级政府就相应财政事权行为作适当调整，使其符合法律的宗旨或精神，符合公平正义的法律价值。省级人大闭会期间，对省级人大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相应地，在财政行政实践中，两者也通过财政事权行为之授权、撤回、改变、撤销、废止、确认无效、委托实现形式调整与实质调整的制度功效。第五，授权的结果必须公开，如此才能产生公定力。
《指导意见》指出，为实现权责利的统一，在中央统一领导下，适宜由中央承担的财政事权执行权要上划，加强中央的财政事权执行能力。基于权责内洽的角度，省级财政事权的上移和下移是省级地方权责的自我调整。
因所处领域和环节不同，财政事权行为之改变的含义也不同。具体来说，合理调整仅是适用于具体财政事权行为中的自由裁量行政行为，而非羁束行政行为。行政规定是重要的执法依据之一。武增主编.《立法法》解读[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239. [7]行政规定不是行政法治的负资产，而是行政法治的重要环节，具有不可替代性。
然而，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等行政救济环节，国务院会作出相应的具体财政事权行为。具体财政事权行为，是一级政府在财政领域内从事具体行政行为之总称，旨在作出财政事务相关之无普遍约束力的决定或命令。
二是在财政行政行为作出主体上，从对行政机关授权扩展至对具有公共管理职能的社会组织授权。然而，结合现有财政事权改革进程，我们仍然能描述这一机制运行效果的轮廓。
在此一格局之下，财政事权划分改革中央负责顶层设计、下级政府负责层层推进是理所应当。将信息比较容易获取和甄别的全国性基本服务宜作为中央的财政事权。
一级政府的财政事权行为属于行政行为范畴，被用以实现动态调整具有天然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这类临时性的财政行政法规具有一定创制性，可以没有宪法或法律作为依据，因而往往作为财政法制变革的先导，如分税制改革启动即是如此。（一）依法调整原则 此处之法既是实指又是虚指。在中央总体决策的框架内，增加（省级）地方在财政执行权（如支出自主决策）的空间，增加省级政府自求财政平衡的空间，应切实打破支出结构固化的种种限制，体现出省级地方因地制宜的特色。
第二，被委托人不得超越委托权限行使财政事权，否则应当自行承担受托财政事权范围之外的责任。当然，也并非所有具体财政事权行为都能作合理调整。
2016年8月国务院通过了《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49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提出了十三五期间推进财政事权改革的总体方案，要求财政事权划分要根据客观条件变化进行动态调整，并决定建立财政事权划分动态调整机制。（二）合理调整原则 在财政行政行为中，合理调整仅适用于具体财政事权行为而非抽象财政事权行为。
其次，绝大多数财政行政法规应当围绕国务院的财政行政职权展开，因而其实施也必然借助国务院的财政行政权力。《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要求恪守程序正当等依法行政基本要求……在法治轨道上全面推进政府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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